人口进入超低出生率车道，难以逆转
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日前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观点鲜明。
他说：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，也就是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，在1990年时达到2.1的世代更替水平（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水平），随后开始逐渐下降。从2000年至今，一直保持在1.5~1.6之间，属于严重少子化。”
“根据人口演变规律，一旦陷入超低生育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”“中国已经进入了刺激生育很难产生明显效果的一个阶段。”
这几天来，不断有触目惊心的新闻在印证这些观点。
2017年山东全年出生人口174.98万人，出生率17.54‰，略低于上一年的17.89‰，出生率为全国最高。
据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，山东在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明显变化，多地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。烟台市今年上半年出生26902人，同比下降16.2%；潍坊市出生人口64428人，同比下降21%。
上半年江苏共出生38.3万人，同比下降12.8%。贵州、天津、山东、湖北等也传来了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数量同比下降的消息。
趋势是一贯的。
2016年，全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，但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，比上一年减少63万，降幅为3.5%。
这意味着继“单独二孩”遇冷后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也同样遇冷。
数据显示，2017年全国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，而二孩数量反超一孩159万人，达到883万人。这是2016年推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以来，二孩出生数首次超过一孩出生数。这恐怕说明新夫妻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已生育过的老夫妻。
生育意愿不断降低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，中国进入超低出生率阶段成为难以否认的事实。
这几天，人们已经从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了《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》这样的标题，更在其他报纸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，可以看出，有不少手段是经过长期思考的。
随着超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，人口老龄化危机感空前，社会关于人口和生育思想的根本性转变，也已经走到门前。
女性生育意愿是怎样变低的
为什么会快速进入人口增长下行车道？原因很多，主要在于，一方面，处于适育年龄女性人口数量在持续减少；另一方面，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意愿降低了。
按照张车伟的说法，“一部分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，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尤其是经济发展。比如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，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，妇女的劳动参与增加等。”
一些调研支持了这个观点。文化层次与生育二孩意愿基本呈负相关，经济条件与生育二孩的意愿基本呈负相关。（《“二孩”政策下城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研究——以西安市为例》西北政法大学淡忠奎）
受教育程度越高，女性越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。（《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性别平等策略——基于CGSS2013的数据》林彬彬）
事实听起来有点残酷，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，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和提高，和提高生育率是矛盾的。
自然的，城市女性有着更低的生育意愿。新民晚报报道，据上海市妇联、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“2017年上海女性的生活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”，4.8%的受访女性表示已经生育二胎，3.3%表示自己打算生育二胎，56.4%不打算生，还有35.4%表示暂时还没有想清楚。
不愿意多生二孩的具体原因，除了抚养费用，挤占个人休闲时光问题外，职场风险是重要的问题。现在没有职场女性能忽视生育对职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。
姚晨日前在腾讯星空演讲中分享了个人心路历程，她的经验其实并不是个案。一个家庭如果要有两个孩子，这个家庭的女性可能就得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花上5年时间。
5年意味着，女性有接近3年半的时间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不仅不可能晋升，雇主多半会寻找替代者，生育女性此前的职业努力都可能因此归零，5年后要一切从头开始。
对于互联网等新行业来说，5年，实在是太久了。技术也好，产业也好，足以改朝换代几次，重新踏入职场谈何容易。
鼓励生育，意味着社会全方位的影响和变迁
以粗暴的方式鼓励生育，会让企业招录女员工时有更多的算盘要打，会导致女性遭遇更多就业歧视。女性长期回归家庭，难以回到工作岗位，好不容易获得的独立性也会因此丧失。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实际大大降低了。另一方面，社会劳动力不足现象也会加剧。
所以全面鼓励生育绝不仅仅是家庭添一两双筷子那么简单，它更意味着社会全方位的影响和变迁，意味着放弃和牺牲。因此不能不对鼓励生育的手段有所审慎和选择。
不应忘记，正如张车伟所言，刺激手段实际已经很难产生效果。
因为更难改变的事实，是育龄人口的持续减少。根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，育龄妇女人数的高峰期出现在2011年，达到约3.82亿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。2018年，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.46亿人，比上一年减少约700万人。
这是多年的因种下的果。
以福利鼓励生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长达几年的产假这种福利，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承担的。盲目提出各种补贴也不现实，钱永远是件难事。
日本直到去年才提出“育人革命”，计划到2020年，3至5岁儿童的幼儿园及托儿所实现免费，以减轻家庭财务负担，为主妇分忧。而此前日本长期存在幼教提供不足问题。
2015年日本明星福山雅治突然宣布结婚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称，“以他们结婚为契机，希望妈妈们一同以积极生育的意愿，为国家作出贡献”。结果引来一片骂声。
持人口甚至女性工具论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。应当尊重人，尽可能创造利于生育的环境，而不是把人当成工具和指标。错误的手段，最终会模糊目标。应当正视生育率难以提升的现实，提前就各种社会问题，寻找更多出路。
